发布时间:2023-12-25 16:27:58浏览数:
原标题：后疫情时代的环境风险及社会工作介入，以废弃一次性口罩为例 社工课
随着《“乙类乙管”常态化疫情防控方案》的颁布，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包括废弃一次性口罩在内的常态化防控措施对环境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同时，疫情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也提出了挑战：在灾难面前，人类的自保能否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本文从环境风险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废弃一次性口罩引发的环境问题和危害，并提出绿色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包括阻止废弃一次性口罩成为失控垃圾并由此带来的环境危害；在社区层面优化垃圾分类，提高社区环境治理韧性；并通过多方协同合作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对在疫情防控中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进行预防和补救，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雅（1974-），女，湖南岳阳人，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社工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福利、社会政策、环境社会工作;
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疫情波及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场疫情本质上是人类与自然界病毒之间的一场斗争，在疫情初期，为了赢得这场战斗，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各种方法来阻隔病毒扩散传播，比如社交隔离、社区封闭、大规模核酸监测等。这些措施在经济或社会方面产生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对于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还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有效评估。究其原因，一方面人们期望较短时间内能够控制疫情，这些方法被认为是临时性暂时举措；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本身有一定承载力，这些措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在短期内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现实情况表明，随着病毒的不断传播和变异，人类与病毒的斗争难以短期结束。2022年底，世界卫生组织预言距离宣布新冠疫情结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乙类乙管”常态化疫情防控方案》的颁布，我国也进入了后疫情时代，常态化疫情防控意味着疫情带来的环境风险将长期存在。绿色社会工作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工作“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做出的社会回应”。疫情引发的环境风险，归根结底还是人与自然环境互动中出现的问题，因此亟需绿色社会工作开展介入。
在疫情初期，佩戴口罩最早成为控制疫情传播率的关键举措赢博体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要求民众在公众场合佩戴口罩，即所谓“口罩令”。我国根据疫情发展和防疫形势的要求，也很早提出了公共场合强制要求佩戴口罩的规定。如果按每人一天平均使用1个一次性口罩，我国每天至少产生10亿以上的废弃口罩。如果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如此数量巨大的废弃口罩垃圾将会对环境造成极大影响，这对目前正在推行的垃圾分类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绿色社会工作介入废弃一次性口罩引发的环境风险，不仅仅减少其带来的环境危害，更重要的是引发人们的思考：在疫情这样的灾害面前，人类如何给大自然保留同样的生存空间？
由于引发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Corona Virus）可通过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呼出的气体近距离直接吸入导致感染，因此佩戴口罩是阻隔病毒传播的重要和有效手段（新华网，2020）。在疫情期间，国家发布了一系列与佩戴口罩相关的政策和指南，比如在公共场所包括公交车、出租车在内均要求人们佩戴口罩方可进入。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乙类乙管”的常态化防控阶段，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个人防护指南》，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大家要继续坚持戴口罩和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在公众场所保持人际距离，做好个人防护来降低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国家疾病防控中心，2022）。因此，在今后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很长时间内，佩戴口罩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态。
新冠疫情爆发早期，对于废弃口罩的处置方式是依据我国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进行填埋和焚烧。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大量的一次性废弃口罩是由健康和易感人群产生，并不属于医疗废物，因此处理方式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主要按照特殊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生态环境部，2021）。以上海市为例，出于对政府防控要求和对居民的健康保障考虑，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处理：一是由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观察点产生的废弃口罩作为医废垃圾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二是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产生的废弃口罩，与生活垃圾一并消毒处理后直接送到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三是居民平时生活中产生的废弃口罩，由于风险低直接作为干垃圾收运并做无害化焚烧处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2022）。
环境风险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或由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运动过程共同作用造成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发展的基础--环境造成破坏、损失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利后果的实际发生概率（陈广洲，等，2015）。由于环境风险描述的是还未确实发生的、但有可能引起重要环境影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往往容易被忽视。废弃一次性口罩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数量巨大的废弃口罩对环境持续产生压力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人们目前使用的绝大多数口罩为一次性医疗口罩，其原材料主要是聚丙烯材料加工制成的无纺布，而聚丙烯是一种半结晶的热塑性塑料，在大自然中需要数百年才能降解（董彩霞，2020）。根据口罩使用情况推算，如果按平均一人一天最少使用1个一次性口罩，我国每天将产生13亿左右的废弃口罩。以一片4克计算，每天将产生5500吨塑料垃圾。这些垃圾数量逐日叠加，在超过环境承载力后将对环境产生难以逆转的危害。比如一次性口罩中包含少量金属结构，其焚烧后会产生包括二噁英和含重金属颗粒尾气等污染物，能够长期存在于环境中，并通过生物链不断累计放大（Chen, 2022）。考虑到废弃一次性口罩污染将长期存在，因此应对废弃一次性口罩产生的环境风险开展系统评估并及时开展介入。
其次，废弃一次性口罩还有可能成为失控垃圾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所谓失控垃圾是相对可控垃圾而言的，可控垃圾是指被收集到人类垃圾处理体系，其对环境的危害可以预估并人为降低或减少的垃圾，失控垃圾是指散落在自然环境中的垃圾。废弃一次性口罩如果进入自然界成为失控垃圾，绝大部分会随着雨水、河道流入海洋，最终将对于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危害（杜子夜，等，2021）。
笔者曾指导了一项大学生开展的废弃一次性口罩的研究，包括线上问卷调查和关键人物访谈，主要调查人们对口罩的使用情况和处理废弃口罩的方式。研究发现普通居民每天工作和生活至少要使用1个口罩，多数人对废弃口罩一般是当作干垃圾分类处理，然而在户外缺少收集设备时，则可能被随意丢弃。而且，对于从事室外工作的从业者，如外卖小哥或出租车司机，则每天需要使用更多的口罩，同时随意丢弃废弃口罩的可能性更大。一位快递员表示口罩是他们工作的标配，平台通过各种途径监察快递员在工作中佩戴口罩的情况，没有口罩就不能开展快递服务。他们一般随身都会带几包口罩备用，一天使用口罩的数量基本在5-6个左右甚至更多。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会将废弃口罩作为干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但有时在外面“跑单”的时候，遇到附近没有垃圾桶时，用过的口罩就随意丢弃了。一位接受访谈的环卫工人也印证了这一个现象：他们在日常街道垃圾清扫中发现路边新增垃圾中很多是用过的口罩，经常被丢到比较隐蔽的路边绿化带里，口罩的耳绳缠绕在树枝上，很难去除。除此之外，根据相关海滩垃圾监测数据发现，新冠疫情以来废弃口罩在海滩垃圾中的比重有所增加。笔者于2021年参加了在舟山东极岛开展的一次净滩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共捡到459个废弃口罩，这些口罩一部分是人们丢弃在海滩上的口罩，其余则是随海水被冲回陆地的口罩。因此，废弃口罩正在成为海洋垃圾的一部分，而且不断增长的比例和数目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了新的威胁。
最后，废弃口罩引发的环境风险还包括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产生不利影响。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思想、情感、意志等意识要素与观念形态的总和，赢博体育既包括了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水平，同时也对人们的环境保护行为起到调节和影响作用（付佳荣，高云娇，2008）。根据认知行为理论，人们的行为受到其对周围环境认知的影响，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中，认知起着中介协调的作用，有什么样的认知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进言之，人们的环境保护行为是在正确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导下做出的自主行为，人们不良的环境行为背后主要是认知不到位（洪大用，2017）。为了抵御新冠疫情人们采取了大规模消杀、全员核酸、大量一次性防护用品的使用，如果不能对所造成的环境危害进行介入和补救，将可能产生“破窗效应”，导致人们的环境意识后退甚至淡漠，这将是疫情引发的更大的环境风险。
绿色社会工作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工作实务，指在环境公平正义的框架内，通过综合运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介入方法，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即社会的发展不以牺牲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而在环境保护中应合理维护利益，不使其沦为更加弱势（IFSW，2017;Lena, 2017）。绿色社会工作的介入包括政策倡导、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及其他形式的跨领域合作，通过在国家、地区、社区、个体和家庭不同层级开展工作，去除权力和资源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培养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而增进人类与地球之现在与未来的福祉（陈星星，徐选国，2018）。新冠疫情不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也为绿色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契机，帮助人们重新看待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针对废弃一次性口罩引发的环境风险，绿色社会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介入。
首先，减少废弃一次性口罩产生的失控垃圾。目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制定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指引中明确指出，在室外场所、人员相对固定的室内工作场所及学校、达到较高防疫要求的大型活动等可以不佩戴口罩。同时个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是否佩戴口罩，需要佩戴口罩的公共服务人员所在机构需设立独立废弃口罩收纳装置。这样将大大减少健康人群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必要废弃一次性口罩的数量。同时通过增加废弃口罩独立收纳装置，减少其在垃圾处理环境中成为失控垃圾的可能性。绿色社会工作从业者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倡导和决策咨询建议，进一步细化废弃一次性口罩的收运和处理的各个环节，减少废弃一次性口罩成为失控垃圾的风险。
其次，在社区层面开展切实工作，优化垃圾分类行动。口罩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涉及场景复杂，仅从政府层面推动解决难以行之有效，这为绿色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有利契机。绿色社会工作注重在社区层面开展切实的工作，以社区垃圾分类为抓手，推动解决废弃一次性口罩引发的环境风险问题。垃圾分类在前几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上海为例，自从2019年7月1日颁布《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全程垃圾分类”强制管理，2019年便实现了干垃圾量明显下降，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量明显上升，为垃圾的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然而，由于疫情影响，特别是包括一次性口罩在内的大量一次性防疫用品的使用，给社区环境带来了影响，为社区垃圾分类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人民网，2022）。
针对这些情况，社会工作者在优化社区垃圾分类行动时，可帮助社区制定常态化和紧急情况下的垃圾分类方案和措施。常态化的垃圾分类注重分类细化，将口罩、手套等一次性防护用品从生活垃圾中单独列出，并设置专门容器进行投入，收运时进行统一消杀处理。这样不仅强化了居民对于废弃口罩不能随意投放的意识，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废弃口罩，也在源头减少了废弃口罩在收运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风险。紧急状态下的垃圾分类临时预案是针对后疫情时代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下如何保证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序开展，维持社区环境而制定的。临时预案需要根据社区具体情况“一区一策“制定，包括预留空间和冗余设备以供社区封控时垃圾的临时存放和在地处理，垃圾临时投放点的设置和收运路线、临时状态下开展垃圾分类的人员和物资配备，等。紧急预案的制定将大大减少社区在紧急情况下由于不能正常开展垃圾分类和处理产生的环境危害，有助于提高社区在环境治理方面的韧性。
最后，绿色社会工作介入在开展以上工作时，目标始终指向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人类在摘下口罩的同时，不要为大自然戴上口罩。在介入废弃一次性口罩引发的环境风险时，社会工作者不仅仅致力于直接减少废弃口罩产生的环境污染，更始终关注人们的环境意识，把解决废弃口罩问题作为一个契机，以此把环境意识作为调整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出发点，通过塑造良好的认知模式，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从而对环境做出有意识的、有保护意义的行为。落实在社区层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育社区领袖人才、充实和壮大社区环境保护的志愿者队伍、开展社区教育，来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和正确处理废弃一次性口罩的认知，从而减少废弃一次性口罩引发的环境风险。同时，积极组织社区居民参与街头清扫和垃圾捡拾、海滩净滩等志愿行动---当人们开始捡拾他人丢弃的废弃口罩时，会自觉减少自身随意丢弃口罩的行为---从而促进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如何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在自保的同时避免“独善其身”，避免衍生的环境危机，是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相关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乙类乙管”的常态化防控阶段，尽管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和致病毒性减弱，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口罩仍然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重要的防护用品使用。一次性口罩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除了上述介入策略之外，绿色社会工作从业者还应该促进和倡导社会组织和科技机构的跨领域合作，集中各方面力量加快可多次使用的更环保口罩的研发，在安全的前提下生产出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2]国家疾病防控中心.[EB/OL]. [2022-12-10].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个人防护指南.
[3]生态环境部.[EB/OL].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_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EB/OL].[2022-08-04]. 答复“关于科学配置公共场所垃圾桶和减少废弃一次性口罩污染问题的建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sh.gov.cn).
[5]陈广洲、徐圣友.环境影响评价[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6]董彩霞，一次性口罩带来的污染[J].世界环境，2020（6）：44-45.
[8]杜子夜，赵明洁，钱笑，罗茹，丁念念.后疫情时代废弃一次性防疫口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21.
[12]陈星星、徐选国.绿色社会工作：迈向生态环境关怀的社会工作新论述--兼论对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0.
[14]付佳荣、高云娇.社会工作增权理论视野中的环境保护意识[J].社会工作实务研究，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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